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途径湖北黄安，因不熟悉周边环境，战士们请一位农民给他们带路。看得出来这位农民是本地人，他轻车熟路地带着战士们在田野中行走着，有他带路，大家都安心很多。然而不久后，这位农民却提出不干：“下面的路你们找别人带吧！我出来很久了，需要回去继续照顾我年迈的母亲！”

虽然这个理由确实很充分，但战士们却有些不解：“你家里没有其他兄弟可以照顾母亲吗？”那个年代大多数家庭都会生下很多孩子，像他这样需要着急回家看望母亲少之又少。

农民回答：“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，但他早前18年前就参军去了，至今没有回来过。这些天我们听闻红军来到附近，正一直打听着他的消息呢！”

听到这话，战士们起了兴趣：“你哥哥的名字是啥？”

农民老实说道：“哥哥名为陈锡联，以前我们还在报纸上看到过他打鬼子机场的事情呢！你们知道他现在在哪吗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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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陈锡联！那不是第三纵队的司令员吗？”战士们大吃一惊，确定眼前人身份后，大家立即把母子二人接到第六纵队司令部。

不久后，带领部队驻扎于麻城县的陈锡联接到了6纵政委杜义德的消息——他们把自己的母亲接到了附近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他终于可以再看一眼母亲！听到这话，陈锡联忍不住红了眼眶，同时他又回忆起曾经那段艰苦岁月。

在陈锡联幼时，他们一家人都依靠着父亲给别人建房造屋的本事生存，这样的日子本就艰苦，不料老天仍不肯放过他们，在陈锡联3岁那年，父亲在帮别人盖房时，不幸被屋顶掉落的石梁砸中，深受重伤，他们家唯一的顶梁柱倒下了。更为不幸的是，一家人根本没有钱给父亲看病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越来越虚弱，直到最后终于支撑不下去而死亡。

父亲的去世让一家人都陷入深深的恐慌当中，然而生活还得继续，他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是得努力活着。

为给父亲处理后事，母亲只能把家中仅剩两亩地卖掉了一亩，自此之后，这个柔弱的女人便要带着四个孩子，靠两间旧屋和一亩山地艰难谋生。

为了创造生计，母亲常常带着两个女儿去山上挖竹笋，一半留下自己吃，一半运到集市上去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据陈锡联回忆称，母亲当时肚子里还怀有一个遗腹子。

怀孕本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，而他们的母亲却还要每天挺个大肚子四处奔波，这样的场景令陈锡联心疼，为给母亲分担压力，个子小小的他决定去地主家放牛赚取一些微薄的收入。

然而这件事情哪有那么容易，地主们都不是什么良善之辈，欺陈锡联一家弱小，他们总是打骂幼小的陈锡联。看着儿子身上那一条条伤痕，母亲心如刀绞。

就在陈锡联以为自己就要这样被地主压迫一生时，事情出现了转机，1929年，徐海东同志带领的游击队来到了陈锡联的家乡，并在这里展开了救助行动。那年陈锡联14岁，在知道这支队伍是专门为穷人打江山的义军时，陈锡联动心了，他告诉母亲，自己也想加入游击队，跟着他们一起惩奸除恶。

可当时的中国硝烟四起，随时都有人在战火中牺牲，母亲怎忍心让自己年幼的孩子在这种时刻离乡，去经历这样的动乱？为了阻止陈锡联，她拿出一根绳子，一端系在陈锡联脚下，一端握在自己手中，如此，陈锡联的任何行动都逃不开她的法眼。然而她终究困不住一只想逃出去的鸟，有一天，本该早早睡去的陈锡联硬是熬到了深夜，在听到不远处母亲发出的呼噜声后，他悄悄解开绳子跑了出去。

天微微发亮后，陈锡联开始往游击队的驻扎点赶去，游击队员们住的地方也只是普通农家，陈锡联站在门口，正楞着往里屋看去。就在这时，屋内走出一个中年男人，他看陈锡联一直在门外转悠，问道：“你在这干嘛？也想加入游击队？”陈锡联使劲地点着头。“来吧来吧！”说话间，那人把陈锡联带进了屋内。

男人见陈锡联身上只穿着一件简单的短裤，他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把自己穿的衣服拿了出来，比对着陈锡联的身材，剪短后给他穿好。通过与男人对话，陈锡联知道了这支游击队的队长叫做徐海东，副队长叫做詹才芳。不久后，游击队员们得知队里来了个“小战士”，纷纷过来看望他，即便大家都不容易，他们还是给陈锡联送来一些吃的和用的，这是陈锡联第一次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。

大家是真的很照顾陈锡联，在1930年，陈锡联第一次参与大规模作战，虽然对此早有准备，但真的上到战场之后，陈锡联的心中还是不免有些胆怯，他跟随大部队趴在地上，一动也不敢动。班长孙玉清对此早有预料，见陈锡联这幅模样，赶忙过来鼓励他：“小陈，你不要害怕，待会跟在我身后，学着我的样子往前冲！”有班长做榜样，陈锡联心中的胆怯渐渐褪去，学着孙玉清的样子，他弓着腰，手拿一把大马刀，一边高声喊着：“冲呀！冲呀！”，一边向敌军方向冲去。几次战役下来，大家都记住了这个小小的少年，战友们开始亲切地称呼他为：“小钢炮”。

对此看，他本人也曾回忆称：“在那几次战役中，我因冲锋在前、打仗英勇而受到上级表彰。一次，营长高汉楚在战后评价时表示：‘小胖（陈锡联小名）年纪轻轻，志气却很大，打仗特别勇敢，就像是一颗小钢炮一般！’‘小钢炮’是那时红军认为杀伤力最惊人的武器，营长这样说过之后，战友们便不再喊我‘小胖’而是叫我‘小钢炮’了，至此之后，陈锡联‘小钢炮’的名号传遍红军队伍。”

当然，这一切还只是让他小范围的出名而已，真正令他名声大噪的，是他在战场上担任指挥官后的优异表现。

1932年12月，因为革命形式的改变，已经被任命为团政委的陈锡联跟随红军部队转战三千里，建立了川陕根据地，并在此后的战役中打败了前来围剿他们的国军，根据地的势力迎来了一些时日的蓬勃发展，队伍扩充至八万人之众。

这样的情况惊呆了蒋介石和四川本地军阀，他们本以为红军只是一群人数不足五千的乌合之众，没想到短短时日便成长至这个地步。他们认为，如果继续放任下去，我军势必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强有力的威胁。

慌乱之下，各怀鬼胎的蒋介石与四川军阀刘湘暗中勾结，刘湘被授予“剿匪”总司令一职，开始对红军进行围剿。那时刘湘的部队有二十万多人，为了支持他的“剿匪”事业，蒋介石还给他送来200万元和超过一万支枪，如此劲敌向川陕革命根据地袭去，我军危矣！

1933年，敌军二十一军第四师范绍增军队聚集五个团的兵力，行军至宣汉以南的通江河南岸，凌晨时分，在战机和大炮的掩护之下，这支军队开始强渡通江河。

防守通江河北岸的是红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，为了阻止敌军进攻达县，组织还让二六三团团长邵烈坤抽调一个营的兵力，去往县城南大凤凰山阵地防守，指挥部下对抗敌军的重任，交到了陈锡联的头上。后来，师长王烈山不放心此事，决定前来助阵。

通江河北岸没有任何掩饰物，地形十分不利于防守，在敌军炮火猛烈的攻击之下，我军临时搭建的建筑物很快便被摧毁。而且，由于双方兵力和装备的差距实在太大，尽管将士们都在奋力阻挡，敌人还是成功抵达了岸边。

12月15日，敌军部队在清晨浓雾的掩饰下渡河成功，拂晓时分，被我军发现形迹。

陈锡联立即带领部队进行反击，在敌人还未完全站稳脚跟之前，把他们都赶下河去。

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到达河岸的敌人越来越多，红军部队被逼得连连后退。

时间来到中午时分，四川军阀已经有四个团的兵力成功渡河，如果继续和敌人硬刚下去，我军必然讨不到好处，为此，指挥员们决定带领部队后撤至石鼓寨。

军队撤退到石鼓寨后，敌军部队也追了过来。范绍增指挥五个团兵力，将我军部队团团围住，并以三面夹击的形式，向内发起进攻。

石鼓寨和通江河北岸不同，这里掩饰物多，易守难攻，因此，即便敌军兵力远超我军数倍，一时半会也无法攻破我军防守。

但是敌军胜过我们的并未只有兵力，他们的装备也强过我军许多。眼看人力奈何不了我们，敌军立即派遣战机和大炮对准我军发起攻势。

我军这次采取的策略是边打边撤，士兵们随身带着的弹药有限，坚守山寨一天过后，部队不仅伤亡严重，弹药也快用完了。

军队缺子弹，但山寨中的石头却到处都有，为了节省弹药，大家不断搬运着石头，从上往下朝川军丢去。

源源不断的石头向他们袭来，川军渐渐察觉到红军弹药不足的问题，他们开始狂喜。不久之后，这支军队扎起了云梯。

知道红军子弹不够之后，川军明显变得英勇许多，在长官的指挥下，前排敢死队员们开始顺着长长的云梯往上爬。

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红军们在没有了弹药之后却用上了一种令他们更加恐惧的新武器——长矛。

红军许多部队的前身是农民起义军和游击队，由于经费不足，起初他们大多都是拿着长矛与敌军作战，虽现在大家都用起了枪，但适合冲在前列去和敌军对拼的长矛依然没有被丢弃。

二六三团将士们几乎人手都有一柄长矛，而且他们的长矛和其他长矛还有着略微不同，他们的长矛都专门做了一些倒钩，看着很像是古代的“钩连枪”，具有更强的杀伤力。

川军士兵们沿着云梯不断向上爬去，红军战士们就躲在石头后面，一看见人上来就用长矛往他们身上扎去。扎完之后，就顺手一带，不管死活，都能轻易往上钩，然后敌军身上的枪弹便能变为红军的战利品，为我军所用。

汪烈山和陈锡联也手持着长矛，哪里的敌军看起来更多，他们就往哪里扎。

面对红军如此勇猛的作战方式，敌军有点疲软了，整整五个团的兵力，竟然攻不破只有两个团士兵驻守的山寨。

太阳不断下沉，敌人的进攻缓和起来，山坡上躺满了抽烟的川军士兵。

乘此良机，后勤人员们给已经连续作战多时的战士们送来饭菜，陈锡联和汪烈山与部下一同吃饭，就在这时，敌人突然再次向上投掷炮弹，“砰”一枚炮弹在汪烈山师长的脚边炸开，他当场失去了生命。

见此情景，陈锡联悲痛万分，为给师长报仇，战士们爆发了比往常更强的战斗力，疯狂地用石头和长矛袭击敌人，最终，我军成功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。

除了这件事情以外，他在抗日战争中也有着十分出色的表现。

1937年10月，日军占领平津后却仍不满足，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，立即朝着山西进发。

山西位于黄土高原的东部地带，往东可以操纵华北，往南可以逐鹿中原，是我国一重要据点。因此，守住山西对我军而言，至关重要。

忻口为晋北通往太原的门户，也是保卫太原不被日军攻破的最后一道关卡。为守护忻口不落入日军手中，国军在这里聚集了20万人马。八路军在听闻消息后，为协助忻口战役，也立即奔赴作战前线。其中，八路军129师是较晚行动的一支部队，为弄明白主力部队到达战场前，敌我三方的战斗力，129师指挥所和陈锡联所在的769团联合构成先遣部队，在师长刘伯承的带领下，率先出发。

1937年10月10日，刘伯承带领部队抵达太原后，立刻动身寻找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，试图与他谈论一下弹药，军服，粮食等问题，没有想到的是，阎锡山十分干脆地拒绝了这个请求，在此之后，甚至连一块后方基地都不肯交给八路军部队。

刘伯承看似无功而返，实则在交涉之中察觉了阎锡山的动向，依他多年的作战经验来看，他认为阎锡山很有可能是想要撤退，放弃太原这个据点。随意扫视一眼，他发现国军的防守漏洞百出。虽对国军不再抱有希望，但刘伯承仍留下了陈锡联带领的769团，让他们在原平东北，突袭从雁门关朝着忻口进击的日本鬼子。在陈锡联出发之前，刘伯承特意叮嘱他，部队可以边打边向上级汇报，也可以打完仗后再向上报告，在作战期间，要灵活得根据形势行动。

10月16日，陈锡联带领769团抵达苏郎口，这里距离忻口50公里左右，是一个大概有200户人家的小村庄。此时忻口战役已经接近白热化，日军战机不断对地面发起攻势，国军死伤惨重。

就在这时，位于苏郎口的八路军129师769团将士们听到了战机发出的一阵阵轰鸣声，不久之后，一架架低飞的战机从他们的头顶划过，陈锡联呆呆地望着那些频繁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飞机，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：“这附近不会有一个日军的机场吧！”

陈锡联的话音刚落，战士们立刻兴奋起来，激动地说道：“团长，下指令吧！我们去干它一家伙！”陈锡联也很想发起行动，但当他回忆起刘伯承师长的嘱咐之后，又迅速冷静了下来，他们不能贸然行动，现在应该做的，是搞清楚附近究竟有没有机场！

他命令手下先到村庄中打听情报，然而，村子里的老百姓们突然看到这么多士兵，都吓了一跳，纷纷躲了起来。

陈锡联等人继续往前走，最终在一个山洞中找到了一名晋绥军的团长，这位团长在得知陈锡联后，震惊不已：“小兄弟，你可能不清楚，日本鬼子厉害着呢，他们有天上飞的战机，地上跑的大炮，炸得很准呢！你可别再不知天高地厚了，快带着手下回去吧！”陈锡联十分看不起这种人，白了他一眼之后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

离开之后，为了避免暴露身份，陈锡联和几个营长一起换上了常服，然后继续沿着山谷向南走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二营营长孔庆德最先看到日军机场，大家拿着望眼镜朝那个地方望，也发现了位于阳明堡镇东南四五公里处的日军机场，那边还停放着一堆灰色的日本战机。

在前往日军机场的路上，陈锡联等人还碰到了一位躲起来的老乡，老乡听说眼前这群人是打日本鬼子的军队后，告诉众人，自己之前被日军压在机场做了大半个月的苦力，对机场的构造清晰的很。他回忆称，这个机场有20多架战机，这些战机被分为三批，白天轮流出动，晚上都停在机场。

机场中设有一个岗楼，把守的日军大概在两百人左右，不是很严。然而不远处的阳明堡镇却还驻扎着五百多名日本鬼子，他们每天乘坐在装甲车上不停地巡逻着。

查明这些事情之后，陈锡联开始与众人制定作战方案。因为战机只有在夜晚才会尽数停靠在机场中，所以他们决定的行动时间也在深夜。到了那个时刻，一营负责吸引敌方火力，二营作为预备队随时注意敌情，三营被任命为这次行动的主力，去炸毁敌机，团直属炮兵协助三营完成此次战斗。

10月18日深夜，三营营长赵崇德抹黑带领将士们发起行动，在月光的照耀下，他们成功来到机场外围。战士们悄悄剪开机场的铁丝网，趁其不备溜了进去。

在机场内部，三营官兵兵分两路，营长赵崇德带领10连奔向敌军防守，与敌军交火，11连全连负责炸毁敌机。

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，停靠在这个机场中的24架战机被我军全部击毁，给日军造成了巨大的打击，然而赵崇德营长却因此失去了生命。

怀着悲痛又高兴的心情，陈锡联向上级汇报了此事。

陈锡联部此次成功炸毁敌军战机，不仅使国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免受敌军空中威胁，也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，令战士们更具与敌人作战的勇气。消息传出后，769团登上了各大报纸周刊，陈锡联声名远扬。

在此之后，陈锡联又陆续在几场战役中展现出了自己的真本领，他也因此开始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。虽然已经身居高位，但陈锡联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——他太久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了。

在得知自己母亲被接到附近之后，陈锡联立即来到了第6纵队司令部，在这里，他看到了一个瘦弱的老妇人。

尽管已经20多年没见，母亲还是一眼认出了自己儿子，在看到陈锡联的瞬间，她二话没说就上前给了他一耳光，随即又痛哭起来。摸着脸上的红痕，陈锡联也像是回到了14岁，抱着自己的母亲，大哭不止。这些年，两人都太苦太苦……。

那天晚上，两人说了一晚的话，然而天亮之后，陈锡联不得不把母亲送回去，他接到了组织的撤离命令。

这一次，母亲没有再阻拦他，她只是用不舍得目光注视着陈锡联，这副样子反比阻止更令陈锡联难受，母亲辛苦养大自己，他却不能留在母亲身边尽孝。

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陈锡联总是对别人说：“我可以说是一名忠臣，却不是一位孝子。”

这就是革命者的悲哀，他一生建功立业，无愧于党，无愧于人民，但对于自己敬爱的母亲，他却是愧疚的。如今，陈锡联或许已经与母亲在天上重逢，希望他们在那个遥远的国度能够做一对幸福母子，也希望陈锡联看着如今的太平盛世，能在心中多一份慰藉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